中小学老师
其他
拾年丨李其容：女儿“递刀子”, 李阿姨被抄家遣返原籍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我15岁妈妈去世，但16岁的我有缘遇到了李阿姨，李佩芸阿姨，她给了我一些母亲般的关爱，令我至今感怀。当然，我受到她的方方面面影响也不少，不过我父亲会把这些影响不屑地称作“调调儿”，即小资情调。
我几次想写李阿姨，又几次搁笔，不忍写。这回却决心写了，是因为看到一篇她的儿子禾写的回忆，里面还提到了我。
趁我现在记忆还好，想把李阿姨儿子禾所不知道的细节写出来，否则，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要被湮没了。
禾写道：
上图建筑群那二层小楼右边，是我家的窗子，可以观湖。中间的窗子后来改为了我家进出的木门
这段基本属实，但我和李阿姨相识并不在图书馆里，而是我母亲去世后一年的1963年，我刚刚考进浙大附中，高一乙班。
刚刚入校的第一天，就有位我并不熟悉的女孩子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是颖，你小学的同学！”
我不认得她，因为我们那时同级不同班，在浙大附中也是，她是甲班的。
她家住在离学校仅十分钟路程的北山街与曙光路的交叉路口，一座当时很罕见的西式小洋楼的上层，她很自豪地告诉我，这小洋楼是她爸爸设计的，她爸爸是也是美术学院毕业的，但四十年代的浙江美术学院叫“国立艺专”。
这样，我放学时常常会推着自行车和她聊着天走过这一段有点坡度的路，有时上学时路过她们家，我也会喊上一声让她应声下楼。
不知怎么，我乃右派女儿的这一“身份”，刚到学校后不久便被许多人知道了，因为美院子女在浙大附中就学的有好几个。一次与颖的交谈中，她悄悄告诉我，她在建筑设计院工作的爸爸也是右派。
去她们家，是一次“偶发事件”引起的。
那天跟她一块走，我告诉她，今天一天心脏“别别”跳个不住，有如起跑前的那般紧张。我还告诉她，我知道是早上喝了一杯浓咖啡引起的。她听了便很有把握地笑着说：“我妈妈有办法的！”
果然她母亲有办法，她倒了一小口白酒让我喝下去。蓦然间，像松了绑一样，紧张感顿时消失了，真神奇！
颖跟妈妈介绍我：“你们都姓李！”
这样，我便认识了李佩芸阿姨。她是“金女大”毕业的，知晓许多西洋生活习惯，用白酒解除咖啡醉是其中之一。
一望而知这是位知识妇女，白净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当时很少见的金丝眼镜。她让我别忙着回家，坐着休息休息观察一阵子再走。
从谈话中，她知道我爱看翻译小说后显得非常之高兴，因为其女颖像她丈夫，偏好理工科而不喜欢读小说，这下她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聊聊小说的对象了。
如此一来，我便成了她家的常客，因为妈妈刚去世，爸爸像变了个人似地少言寡语，而我在颖的家里不仅可以与女友聊天，还与李阿姨有许多共同语言，甚至颖的父亲龚伯伯也会介入我们的交谈，说出许多有趣的往事。
龚伯伯年轻时候长得英俊，这个艺专生不仅会画画，还会弹吉他，那天他笑着说：“我的吉他摔破了，女朋友也跑掉了。”
但这样的帅哥不乏女孩子们的青睐，听到这，李阿姨就“格格”笑道：“我们这几个不谙世事的千金小姐那时真的就被他吸引住了！”
李佩芸与其丈夫
她们真是千金小姐，记得李阿姨说金女大学生躲日寇随校西迁四川时，汽车在大山中穿行，这些女孩子窃窃私语的话题是“那些山大王可千万别把我们抓去作‘压寨夫人’！”
在逃难中李阿姨与龚伯伯在贵阳相遇，龚伯伯在倾心于他的两个女孩子中二选一，放弃了青梅竹马的那位，与李阿姨私定终身并结了婚，婚后才把结婚照寄给丈人让他知晓。
尽管龚伯伯毕业后收入不错，但他的丈人是中国纺织工业的老前辈李升伯先生，更是有钱有势。当时出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的老先生知道后，第一时间要这小两口回上海，此时抗战已结束。李佩芸阿姨是他的三女儿。
李升伯先生一家，右二为年轻时的李佩芸
1949年之后，李阿姨父亲去了香港，李阿姨却随夫君定居在杭州。作为杭州国立艺专曾经的学生，龚伯伯对杭州怀有深深的感情。
刚刚定居杭州的李佩芸
我爸看我老往颖同学家跑，总有些不放心，不晓得我接触的是不是正派人家，于是某个星期日便亲自出马去“考察”。
李阿姨与龚伯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父亲，李阿姨还取出珍爱的唱片放给父亲听，并不无自得地添加了一句：“密纹格！”六十年代初，有唱机的人家往往放的是78转的唱片，密纹唱片很少见。
之后，我爸跟我提起李阿姨，每每会讽刺性地学说那句“密纹格！”
爸爸这顶右派帽子戴得实在有些冤枉，骨子里他是信奉马列主义的左派而且有些教条。
我听古典音乐就是在他们家学会欣赏的，这张密纹唱片一面是李斯特的钢琴曲，另一面是肖邦的钢琴曲。他们家还有一些外国室内设计方面的画册，那些“洋气”的布置也挺吸引我，我会坐在凹进墙内的书架前，取出一本又一本地看。
由于龚伯伯是建筑师，这房子又是他自己设计的，所以他们家的室内风格有别于一般住家，甚至有别于我家在上海时父母带我去的那些阔绰亲友家。譬如，龚伯伯设计的两个正房间是用一个大壁柜做隔断的，要是躲在壁柜里可以听到另一个房间里的交谈。我此处不是闲笔。
李阿姨非常爱花，人到中年还很天真的她在我面前并不顾忌什么，告诉我瓶中的鲜花是她夜里从马路对过的植物园里偷来的，说完还吃吃笑着，她有些许的神经质。
1964年我与李阿姨合影。茶几上放的是她“偷来”的花。（照片没有保管好，时间久了霉斑很重）
当然，夜里所“偷”的鲜花一定是白天已经看定的，去图书馆去植物园是这位赋闲在家的知识妇女打发时光的所在，在她愤而辞职前她是十二中的语文老师。李阿姨的国文虽好，但她的大学专业是外语，其子禾在回忆里写道“妈妈常常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洋洋自得。她曾多次不无自豪地夸耀自己说：在念‘金女大’那阵子，别人读书十分吃力，时间全耗在‘背单词’上，惟有我们‘中西’出来的几个人，读书时个个轻松自如。”
“金女大”，就是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中西”也就是上海中西女中，是教会学校，清一色由洋人授课，李阿姨从小养成了说英语的习惯。
有“技痒”一词，那次，李阿姨在最不该技痒的时候技痒了。
由于是金女大毕业生，方方面面的教育十分到位，不仅能识别各种花卉，还能说得出各种花卉的英语单词。那日，她正在赏花的时候，听得给外国人介绍的年轻翻译指着一种中国花卉说着该花的英语叫法。她一听不对，马上脱口而出，说出这种花的正确英语叫法。
1952年，李佩芸携女去香港，摄于清水湾
让人家下不了台的结果是她被“请”进了局子里。要知道，在1964年当翻译的几乎都是根正苗红之类，他的告发很有力道。因为仅说了一个外语单词，还够不上“里通外国”的罪行，马上便放了出来，但这件事肯定对她是不利的。
三年灾害时，由于他们家总是收到海外寄来的一罐罐猪油等等食物，文革中也被楼下邻居诬陷为“里通外国”的证据。
这栋二层小楼是龚伯伯1946年与他的艺专同学袁力丁合造的，龚伯伯学的是实用美术又是建筑师，所以建筑设计由他搞，而学纯艺术的同学袁力丁家里是有钱的地主，便由他出资。建成后两家分别占有一层。
解放后，袁力丁的底楼这一层被充公，住进了居委会的治保主任，治保主任这一家在那三年中忍饥挨饿，看到楼上那家时时有海外寄来的营养品大人小孩滋补得很精神，羡慕嫉妒恨油然而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到文革中这些海外寄来的食品就被治保主任当做“里通外国”的证据报复了。
最不可思议的还是龚家的女儿，我的同学颖，她给这家庭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邻居，她是给邻居递刀子害家人、害父母朋友的逆子。
还在1965年，突然，这一年强调起“阶级斗争”来，地富反坏右子女被当作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受人歧视。我个性强，不愿攀附此时得意洋洋的“红五类”子女，于是就被冷暴力了。颖同学却不同，她竭力要表现她是同右派父亲划清界线的——她很现实，知道我们这类子女唯一的出路是考上大学，那样才会逃脱下乡或做“社会青年”（失业人士）的命运。她的数理化成绩很优秀，只要政治过关，若被认作为“被教育好的”，考上大学是有可能的。
于是，出现了令我惊诧的一幕。
那天早上，我一如既往在她家住房外喊她，但她没有飞也似地下楼。我又喊了一声，没见反应我就上楼叫她。在楼梯上就听得房间里有吵架声。我听到她在喊“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我要跟你划清界线！”
半虚掩的门暴露了我，我只得硬着头皮被他们叫了进去。
气得发抖的龚伯伯指着颖对我说：“你听到了吧，她要跟我划清界线呢！”我只好轻轻指责颖同学：“你不好这样说爸爸的……”
她的积极举动在文革一开始就更为荒唐甚至疯狂，1972年李阿姨对我吐露的那些真令人难以置信……
那天，红卫兵岑某去她家抄家，明目张胆地就问颖家里值钱的东西放在哪儿，她毫不犹豫地把母亲陪嫁的一堆金首饰捧了出来。这还不够，她很巴结地指着父母的那张大床对红卫兵说：“右派分子把家里的存摺藏在那里！”见红卫兵翻不出，她就让他们掀开床垫，在两张并拢的棕绷夹缝中取出家里的存摺。
十年后，李阿姨对我说：“阿颖要结婚了，问我讨钞票，我讲‘屋里厢格钞票侬不是老早送特红卫兵了？’”说话间，似乎出了口怨气。
更可怕的，是她会揭发父母以及父母朋友的“反动言行”。
当了右派的龚伯伯虽然1961年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然而还是带有“摘帽右派”的身份，识趣的他，于是不和人们交往。但住在他们家附近玉泉马岭山的外科医生张超昧却不避讳这个，因为他夫人是龚伯伯的艺专同学。他们住在四周树木蔽荫、环境幽静的独门独居洋房里，不怕隔墙有耳，龚伯伯时常与家人去那里作客，有时会发发牢骚。
文革初，他们很“自觉”地避开了往来，到了1967年，趁造反派大闹派性对于牛鬼蛇神“疏于管理”时期，龚伯伯一家人某天就溜到张超昧医生家，不仅大倒苦水，还大放厥词，……把“革命旗手”江青在上海滩的往事当作笑谈。
谁知颖同学竟把这些当作“大义灭亲”的资本，当晚把楼下的治保主任叫到楼上，检举了这一切。
等治保主任下了楼，李阿姨就从偷听着的壁橱里爬出来给女儿跪下，一阵捣蒜般的磕头后流着眼泪说：“你把家里藏着的存摺，一点手饰，和我们在家里说过的什么话一古脑儿全向造反派汇报，妈妈不怪你，可是，你千万不要牵连别人。为了你的前途，爸妈就是给整死，也值了！可人家是无辜的，他们家只有一个弟弟，还小，千万不要把他拉下水！”又说：“你小时候，只要一有病，我就将张医师请来，这样揭发他，你做人有没有一点良心啊？！”
颖同学的揭发，令居民区的造反派欢喜若狂，他们终于揪出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裴多菲俱乐部”！
在大大表扬了颖同学“大义灭亲”举动的同时，他们还去龚伯伯单位与李阿姨原先当教师的十二中作了一番认真调查。
可谓“大有成果”：他们调查出了李阿姨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
骑自行车去离家一公里远的杭州十二中教书，曾是李佩芸最幸福的时光
原来，反右运动一开始，对政治漠不关心又心地善良的李佩芸阿姨，看不惯批判会上“革命群众”对划为右派分子的校领导拳打脚踢，竟然流泪了。她对同学们说：“你们怎能这样对待老师，人家是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身上有枪伤，你们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在全场愕然中，李阿姨径自离开了会场，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任职。她以为自己是自动离职，但反右运动后期校方却把她内定为右派分子。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天，我的邻居忙不迭地告诉我：“常来看你的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女人，现在每天被勒令站在岳王庙前的凳子上，还挂着大牌子。但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竟对骂她的革命群众吃吃地笑！”
我一阵心疼，表面上却只能漠然说三个字“知道了”。那个等我“积极”表态邻居见我如此这般，便怏怏地离开了。
从此，挂着“右派分子”大牌子在岳坟街扫马路戴金丝边眼镜的女人，成了外地串联者眼中一道独特的“人文风光”。
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颖同学所递的刀子才让她母亲吃了那么些苦。1968年的某天晚上，她骑着自行车匆匆来找我，告诉我“我妈要遣送到乡下老家去了，她想不开，躺在床上流泪，你去劝劝，我怕她弄出毛病来。”
“弄出毛病”是指李阿姨有间歇性精神病，文革前发作过一次。
我听了，二话不说，跟着颖后面骑着车，去看李阿姨。
原来，杭州这些日子正进行“大清扫运动”，要将全市的“七类分子”（地富反坏右黑资）全部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幽暗的灯光下，李阿姨流着泪对我诉苦，害怕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受人欺凌，不堪农活的重负。
我安慰她：“您不是最喜欢陶渊明、范成大等田园诗吗？但您只是在书页上体会田园风光，去乡间更能领略诗意啊！”
她说：“我家里的古诗词书全被抄走了……”
“我保证帮你去借几本来，这不难办到！”我信誓旦旦，她像小孩那样破涕为笑。
这之后我们有好两年没有见面，因为之后我也回老家插队了。
待我被家乡的地方领导迫害，作为“黑户口”逃回到杭州时，李阿姨听到消息后居然到我家来看我！我诧异极了，问她怎么没在乡下住，是不是回杭州暂居。
不料李阿姨告诉我，她在乡下住的日子并不长。因为绍兴驿亭老家的乡亲听说李升伯的女儿被迫回村，都十分同情，他们念叨叔公李升伯是个好人，曾经为家乡做过许多善事，所以对李阿姨分外照顾，未曾委屈她令她受苦。分配李阿姨干的活仅是拿着一只竹畚箕，一只铁夹子，到附近小山上去捡牛粪。
更为绝的，是当地老乡不知胡编了一个什么借口，将李阿姨的户口退回杭州。这可气坏了居民区的造反派干部，他们原打算注消杭州户口后让李佩芸回乡下原籍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一辈子、吃苦一辈子，他们怎么能再让李佩芸回杭州当城里人？！于是，他们不接收，李阿姨也同我一样成了“黑户口”。
在城市没有户口的人，意味着没有粮票与油票。跟我一样，李阿姨全靠亲友接济的粮油票，才能买到平价的食物度日。
说到这，李阿姨突然很气愤地告诉我；“阿颖真不是东西！她在郊县插队，我心疼她，叫她时不时回家歇歇。但她回家来住，总不给粮票，我向她讨，下一次她回家时，竟把粮票丢在地上要我去拾！”
我无言以答，我也搞不清颖同学是怎么回事。我在湖北老家插队时跟她通信，她回信说：“我们现在挣工分过日子很不容易，以后我们就别写信了，把这辛苦挣下的八分邮票钱节省下来吧！”
这时，李阿姨才把颖同学在文革初期揭发家人以及张医生的不端行为告诉我，还说为此她不仅在岳坟街挂牌子扫地，后来还吃了更大的苦头。
在1970年的“红色台风”中，造反派将在街道里的所有“有问题”的人，全部抓起来，集中到祥符桥的杭州造纸厂“劳改”。在那段时间里，她受到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折磨，还遭受凌辱与毒打，更为甚者，是不让她吃饱饭。“挨饿的滋味真是难忍！你再也想不到我这个有洁癖的人，看到地下有被人吃剩了的半个番薯，会捡起来在自来水下面冲冲，当作美食吃下去！”
我唯有叹息。
饥饿，食不果腹的记忆大概会跟随人很久，节约食品甚至成了习惯。
1979年，李阿姨的父亲、年已八旬的李升伯先生从美国回国定居。
因为他五十年代初，获悉西方国家即将对华实行贸易禁运，便竭尽全力，抢在禁运生效前，把在美国、瑞士订购的大批纺织母机设备（生产纺织机器的机器）运回到祖国大陆，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立下了功劳。然而，那批纺织母机让他欠下了巨额债务，李先生直到1972年（时已75岁），才将债务厘清。
祖国没有忘记李升伯先生的功劳，1979年，他在中侨联安排下回到上海，李升伯成为文革后首位归国定居的旅美知名人士。
近三十年未见到父亲的李阿姨兴高采烈地去上海会见父亲，父亲便请她在知名酒家吃饭聊天。不料，女儿饭后的一个怪异之举令这位耄耋老人大惑不解：只见女儿从包包里取出两个铝制饭盒，从容不迫地把盘子里的剩菜一一夹到饭盒里。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老人错愕不已，颜面尽失。
1984年，李阿姨心爱的孙女一周岁了
1986年冬天的某日，我坐在公交车上，只见刚刚上车的一位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子，盯着我新做的大衣细细欣赏，大衣是我设计后让裁缝做的。
我觉得这个女人好生面熟，定睛一看，原来是颖同学！她也喜出望外。
我顺便问了一句：“你妈还好吧？我上班还要带儿子，有些日子没去看她了，你帮我问候一声！”
她却犹犹豫豫地说：“我妈死了！”还补充道：“自杀的。”
“为什么？”我惊恐万分，怎么也想不出为什么她熬过了文革最苦难的日子，却在日子好转的当下离开人世。
“姆妈一直疑心病重。她一直盼着爹爹退休后会陪陪她，跟她多聊聊天，却不晓得爹爹为着以后的养老想多赚点钞票，就接了一些私人建房的设计在家一天到晚扑在画板上工作。姆妈觉得生活很无趣，就这样走了……”
八十年代的人们并不知道有种病叫“抑郁症”，听到这不幸消息的刹那间，我脑中突然浮现出文革后期李阿姨对我讲的一些情况。
她告诉我，文革初期龚伯伯设计院的造反派前来交给她一大包信，那是龚伯伯青梅竹马的女友写给他的。大概信里有什么东西刺激到她了，多情的李阿姨此时忿忿然地对我诉说：“1952年我去香港探亲，我父亲要我留下来不回杭州的家，我却舍不得一双儿女和自己的丈夫，没有留下去跟父母过好日子，可现在得到的是什么回报？！女儿揭发我，丈夫还背着我跟其他女人通信，对方来信不寄到家里而寄到单位里！”
李其容专列
请关注备用号